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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凯歌在《一堂好课》剖白创作心声:电影应该有志向、有情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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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2019-12-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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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凯歌在《一堂好课》剖白创作心声:电影应该有志向、有情感

 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,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,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。让文艺之花为时代和人民绽放,是每一个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与责任。这个课题看似高深,但它就生动地体现在一部部作品、一幕幕影像、一个个人物之中。

  今年国庆期间,电影《我和我的祖国》用七个故事串联了共和国70年历程中七个“全民记忆,迎头相撞”的历史瞬间。它的巨大成功让我们看到,电影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达,更能为时代画像和铸魂。

  12月1日,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艺频道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《一堂好课》第三期,走进彰显中国时代风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。“好课班主任”康辉、“课代表”陈晓陪伴同学们一起聆听了由著名导演陈凯歌带来的“时代影像课”。

  课堂上,陈凯歌导演以《黄土地》《大阅兵》《梅兰芳》三部代表作为例,剖白融于作品的源于中国人民的土地情愫、集体精神和文化追求,“电影中应当有志向,有情感。真正好的作品,都是在反映我们所生活的时代,在这一点上,我觉得我们可以骄傲地说,中国电影反映着中国的变化。”

  变成电影导演后,才明白当工农兵的十年给了自己多少东西

  作为中国大陆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,中国第一位获得戛纳金棕榈大奖的导演,陈凯歌从业近四十年来执导了十七部电影。他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扎实的艺术功力,创造了独特的带有陈氏烙印的电影风格。

  “任何一种影像方式,它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折射着这个时代的”,课堂上,陈凯歌从亲身经历出发,讲述自己的成长,和电影的缘起,以及他和作品有着怎样的精神联系。

 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的战士们一样,陈凯歌在青少年时代也曾当过军人,“我做战士做了五年。在那之前,我在西南边疆一个农场里头做农工,其实就是一个农民。退伍之后回到北京,我又做了三年的工人,所以工、农、兵我都做过了。整整十年的时间,很多的磨难,很多的奋斗,很多的梦想,也有很多的痛苦。只有当我变成电影导演之后,我才明白这十年给了我多少东西,它给了我对人民的情感。”

  1978年,陈凯歌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。之后不久,他拍摄了处女作《黄土地》。当和合作者第一次踏上陕北高原雄浑的土地,眼望黄河浩荡,山丘纵横,陈凯歌落泪了,“在我拍摄这部影片的八十年代,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,世代为农的人们开始离开土地,渴望开创新的生活。《黄土地》就写出了代表了求变的渴望,但变不等于我们丧失了对土地的感情。”

  1984年,新中国成立35周年之际,我国隆重举行了改革开放之后的首次阅兵活动。出于对部队的情感,陈凯歌产生了创作的冲动。题材确定后,他和主创团队专门去阅兵村实地观察、参阅官兵的生活训练情况,被震撼到“目瞪口呆”——352人的方队整齐划一地正步行进在机场的跑道上,方队上空有一朵云,“这就是空气中的微尘聚合起来在战士的头顶形成了云朵。他们的双脚要以什么样的力量去撞击地面,才会看到这样的云朵?中华儿女的脚步震天动地,表达了坚强的意志和决心。”最炎热的季节,陈凯歌和战士们在空降兵基地拍摄了两个多月,和他们汗洒在一块儿,泪流在一块儿,最终完成了《大阅兵》。

  情感的积淀,生活的阅历,让陈凯歌总是感觉想要表达。如果说《黄土地》讲的是人和土地的关系,《大阅兵》讲的是人和集体的关系,2008年上映的电影《梅兰芳》讲的则是人和文化的关系。

  在《梅兰芳》这部作品中,陈凯歌将笔墨着眼于梅兰芳如何克服求新求变的恐惧、如何挑战走向世界的未知,如何在面对日本人时蓄胡明志,英勇不屈。陈凯歌提到:“影片中说‘输不丢人 怕才丢人’,我想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间都会遇到‘怕’的情况。在一个新的时代,我们受人欺侮的历史永远过去了,但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一直激励着我们向前走,不退缩,不落后,这就是克服我们内心恐惧的意义。”

  中国的电影反映着中国的变化,它不断通过影像告诉人们,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。时代可以变,但是中国人民继续书写历史的愿望一直都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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